中超球队队服 “石油新贵”荐国良：足球应该成为一门好生意

2005年4月2日下午，中超联赛首轮，深圳健力宝主场0:0逼平武汉黄鹤楼。看台上空无一人。

“许洪涛也进去了？！” 简国梁指着电脑屏幕上刚刚跳出的一条新闻，惊讶万分：“国外的也不靠谱！”

海归徐洪涛是中国著名的足球经纪人之一，也是成都谢菲尔德联足球俱乐部的董事长。 消息称，徐某涉嫌于2007年花费50万元从青岛海利丰购买一款游戏。

“进中超又怎样？如果没有乐趣，我们为什么不踢一年，输一年？如果赔钱，就会被拖欠工资。拖欠工资肯定是与赌博和假球有关！” 简国梁说道。

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他确实没有把冲超放在眼里。 2009年8月23日下午，简国梁从一直征战中超的辽宁宏运队辞职，加盟同城的中甲球队沉阳东进。

此前，简国梁曾担任大连实德俱乐部运营部总监中超球队队服，并在任职期间取得了出色的业绩。

“足球应该是一门好生意。” 简国良关掉了许洪涛被捕消息的网页，然后说道：“以前离我们很近，但现在离我们足够远了。”

快乐时光

2003年冬末的一个下午，英国伦敦西汉姆联队的主场厄普顿公园迎来了一位中国客人。 这位中国客人昂着头走进球场，看到西汉姆联主席阿尔德里奇的第一句话是：“你们的俱乐部值多少钱？”

说出这句让英超CEO震惊的话的人是一家中国足球俱乐部的老板。 他拥有一支名为大连实德队的球队。 他叫徐明中超球队队服，被誉为“石油新贵”。

当时在中国足坛如此嚣张的人不止徐明一人。 就在徐明踏上厄普顿公园的前一年，年底，另一位中国足球俱乐部老板也踏上了这片土地。 英国广播公司随即发布了题为《中国红巨星有意收购西汉姆联》的消息。 这位“红巨星”的名字叫尹明善。 他拥有一支名为重庆力帆的球队。 他的力帆摩托车因为球队的宣传而销往中国各地。

徐明和尹明善，石油新贵和红巨人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称号——“足球巨人”。

“当时无论是球队老板还是工作人员，都非常嚣张！” 简国梁告诉中国周刊记者。 2000年，简国梁进入大连实德，负责业务运营。 与人谈生意时，他的第一句话是：我是大连实德队的。

这句话确实管用。

有一次，简国梁与一家矿泉水公司洽谈球队指定饮用水的合作。 对方一听说是大连实德，立即同意为球队赞助饮用水，还为整个实德集团赞助饮用水，并提出额外提供20万元现金赞助。

而这20万元在当时实德俱乐部整个营业收入中只是“九牛一毛”。 仅从胸后的广告来看，实德队就获得了杜邦公司为期三年、价值2500万元的赞助合同。 加上门票销售、球衣销售和特许赞助收入，大连实德俱乐部的年收入高达4000万元。 。

简国梁回忆：在5万人的体育场举行一场主场比赛，按照80%的上座率计算，比赛门票收入在170万元以上。 扣除租金和安保费后，“一场比赛收入超过150万元，几乎相当于现在足协一年的分红。”

但收入高并不意味着俱乐部就能赚钱。 “当时产量应该是30到4000万，投资是40到5000万，但宣传效果确实很好，人们花钱喊得大声。不像现在，投入的钱只让人喊着。”出来了。”简国梁说道。

如果说甲A后期的特点是“花钱大喊大叫”的精神繁荣，那么甲A初期火爆的足球市场则让大多数俱乐部名利双收。

据中国足协统计，1995年，观看甲A足球联赛的观众人数达到314万人次，场均观众超过2万人。 部分赛区上座率高达95%。 周末看足球比赛已经成为一种时尚。

火爆场面比比皆是。

1996年4月9日上午，尽管报纸上刚刚出现“4月11日开始售票”的消息，近千名球迷在四川全兴足球售票处门前冒雨排队。 虽然1996年季票套票的价格比前一年翻了一番：特价A票高达980元，C票330元。

高昂的票价并没有阻止热情的球迷。 通宵排队等票的球迷带来了帐篷、铁丝床、沙发、躺椅，甚至还有棋牌桌。 “售票员”雇佣农民工排队，每天收费20元，包括三顿盒饭。 后来，一些后来到来的“票贩子”抬高了雇佣价格，导致部分农民工叛逃。 于是，形成了每天30元的新价格。

类似情况还发生在重庆、上海、北京、大连等地。

足球市场火爆的背后，是赞助商的蜂拥而至。 “没有哪个俱乐部的球衣是赤裸的。” 沉阳海狮俱乐部原副会长、辽宁宏运副总经理王德忠这样形容。

事实确实如此：1997年，大连万达的胸前广告是瑞典著名手机制造商“爱立信”，背面广告是韩国家电制造商“LG”集团； 上海申花队队服印有日本音响设备制造商“建伍”，袖口印有尼康相机标志； 青岛海牛的队服是“海尔冰柜”，是国内著名电器制造商海尔集团的产品； 四川全兴的队服广告是“蓝剑啤酒”。 ......

一年后，冠军球队大连万达结束了与爱立信的胸前广告合作，转投香港美时服饰。 赞助费由每年40万美元翻倍至700万港元。 与此同时，其他球队的队服广告价格也有不同程度的上涨。

首都体育学院体育学会与经济教研室副教授韩勇介绍中超球队队服，“此时的足球俱乐部就像一棵‘摇钱树’，显示出其巨大的创收能力。”

韩勇说：“从1995年开始，大多数足球俱乐部已经告别了联合组织的输血阶段，可以进入正常的商业运营，开始发挥自己积累金银的非凡能力。”

据公开资料显示，1996年，大多数足球俱乐部的创收能力在1000万元左右； 1998年，足球职业化四年后，经营良好的俱乐部年收入可达200​​0万元以上。

“这个标准的收入能力相当于国内一个普通的中型工业企业，有数百台机器，千人左右。” 韩勇说道。

收入快速增长的另一面是投资相对较少。 据《足球》的一项调查显示：在甲级联赛初期，企业可以花费数百万来支持一支球队。

对于当时的足球俱乐部来说，足球确实是一门好生意。 遗憾的是，这成为了中国足球俱乐部迄今为止唯一的快乐时光。

“肯定有损失，但没有收获”

几年后，著名足球评论员李承鹏以“一夜暴富”为主题，用他一贯的煽情风格回忆起那段幸福时光。

“对于那天，范志毅实在记不清自己在那场比赛中赚了多少钱，‘但这个数额绝对让我有一种一夜暴富的感觉。’” 他小心翼翼地洗了个澡，然后把所有的钱都装进了塑料袋里，然后摇摇晃晃地骑着那辆老旧的永久28自行车来到了派拉蒙音乐咖啡馆，找到了座位坐下来静静地听着音乐。相当奢侈地喝完了三罐每罐15元的可乐，并慷慨地向歌手扔了两张50元的钞票，并点了一首《长跑，流浪》的《上海滩》主题曲。当年上海的富翁。”

“职业球员工资高是没有问题的，只是当时的涨幅有点离谱。” 沉阳海狮俱乐部副总裁、辽宁宏运队副总裁王德忠说道。 据他介绍，1994年，国内球员的平均工资只有6万元左右，大约是中国工薪阶层的5-8倍。 到1998年，球员平均工资已经涨到近百万元，后来更是出现了四五百万元的天文数字。

球员暴富的背后，是俱乐部日益加重的财务负担。 韩勇在其《中国足球俱乐部内幕》一书中记载，“一家AA俱乐部1997年总共投入近4000万元，其中球员和教练员的工资约占总支出的70%。”

韩勇分析，俱乐部的运营成本可以分为两部分：可变成本和固定成本。 固定成本是指俱乐部固定资产折旧和俱乐部日常运营费用。 它们是基本的固定费用，一般可以有效控制，而可变成本主要是指引进高水平球员和教练所支付的转会费和工资。 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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